据新华社报道，在五四青年节之前，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给习近平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习近平回信勉励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保定学院的师生表示，“习总书记热情洋溢的回信给保定学院的全校师生带来巨大鼓舞和激励”。
根据公开报道统计，自2008年起，以习近平落款的回信至少有17封，青少年学生是习近平最爱回信的群体，中国梦成为他写信时最常提及的概念。收到习近平回信者，大多与他有过接触或渊源，并且主要是来自他考察时到过的地方。
不仅仅是习近平，历代中央领导人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而众多的来信中选择哪些回信，回复什么内容均有深意。而那些幸运得到回复的写信者们的命运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对象：青少年、基层人员
从人员组成来看，习近平的回信对象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和基层干部、群众两大部分，收到回信的最大“官”是离任已18年的县委书记。
青少年学生是习近平最爱回信的群体之一，而他的回信，也往往把握特定的时机。
2010年“5·12”大地震纪念日，习近平给陕西太白县鹦鸽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包俊丽回信，鼓励“多难兴邦，自古英雄出少年”。 同年8月，在给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民主学校八（1）班的农民工子女的回信中，他勉励孩子们“少年有志，国家有望”。
2011年10月31日，习近平复信山东省蒙阴县八一希望小学学生吕文凯，勉励这个革命老区的学生日后“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和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当选总书记之后，习近平的公开回信主要面向青年学生，主题性也更加明确，“中国梦”成为他给学生写信时最常提及的概念。
2013年5月2日，在青年节前夕写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的信中，他提到中国梦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并寄望他们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同年10月，在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全体同学回信时，他表示“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同年12月，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20周年时，习近平回信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希望他们发挥志愿精神，“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4年初，在给留德学生的信中，习近平表示“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
基层干部、群众同样在习近平回信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2008年5月，习近平给宁夏中卫市30位村党支部书记回信，提出要“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年7月，在给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乡亲们的回信中，要求他们“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生活更加宽裕”。
2009年3月，习近平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老人回信，勉励其“继续秉承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同年9月，习近平给甘肃省华池县列宁学校杨振宇校长回信，对发展好基础教育提出要求，并祝贺教师节。同年11月，在给山东寿光离岗18年的老县委书记王伯祥的回信中，习近平寄望其“珍惜荣誉、保重身体”。
内容：简短，爱提中国梦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件，习近平的回信大都比较简短，在200字到500字之间，2至3段。从结构上，大致是表达收到信之后的心情，阐述对所涉及群体及其工作或学习的看法，提出期望并祝福。
在习近平的这些回信中，“欣慰”、“高兴”是出现最多的词汇，且较为口语化，例如在给宁夏中卫市30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回信中，他说“看后很高兴，很受鼓舞”。
与他在讲话中时而引经据典的方式类似，在信中，习近平也喜欢通过引用表达观点。例如，在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回信时，他引用“学如弓弩，才如箭镞”寄语同学们珍惜时光；在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同学的回信中，他以“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勉励同学们将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从话题来看，习近平的信中涉及到“中国梦”、爱国、基层党建、农村变化、重建家园、志愿者精神、为官之道等多个角度，一般都是对来信者汇报的情况予以肯定后进行阐述。
收到习近平回信者，大都与他有过接触，其中主要是他考察时曾到过的地方。习近平在考察时，有时会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将发展情况及时告诉他。
有的接触时间跨度很长。例如习近平2008年为重庆市涪陵区浙涪友谊学校小学生回信，是因为2004年浙江省捐助1000万修建该校时，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前往参加了奠基仪式；同样的，2011年为杭州市小营巷社区回信，是因为他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考察过该社区。
有的接触颇具渊源。2009年习近平考察并回信的华池县列宁学校，根据该校校史记载，作为中共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红色学校，其成立与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重视直接相关。
有的接触则充满温情。“5·12”大地震后习近平前去陕西省太白县视察灾情，指导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两年后，他选择在接近大地震纪念日时为小学生包俊丽回信，表达了他对灾区人民的惦念和支持。
同时也有一部分回信，是他在海量的来信中挑选出来回复的。例如，王伯祥是在将自己任县委书记5年半历程记录成书《大地为鉴》，寄给习近平后，收到的回复。
深意：释放善意，愿意交流
习近平的回信，往往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发出，或者就重要的话题作出表态，产生的影响往往扩大到一个省，甚至有全国性影响。
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收到习近平的回信一事，“在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李鑫表示，“一定会进一步做好志愿服务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吸引更多的大学生来疆服务，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结束后，选择留疆就业、历练人生，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关注过的民众来信汇报发展情况，领导人回信鼓励，这是中央领导人写回信的常见逻辑之一。
今年春节收到回信的山东大学生村官张广秀，2011年习近平就与她相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知道了张广秀身患白血病仍坚持工作的事迹，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也由于习近平的这次关注，张广秀得以接受手术并康复。此次的书信来往便是对当时的回应。
除此之外，领导人的回信背后都有深意。2001年8月1日，江泽民极为罕见地给一名曾在华旅游的外国游客复信。这名游客是美国纽约州的大学中文教师迈克·奥谢伊。三个月前，奥谢伊给江泽民写信，介绍了自己与家人在中国旅游的美好回忆。江泽民在回信中说，“希望你和其他美国朋友多到中国来看看。”
回信的背后，是当时中美政治正处于谷底的现实。10月份江泽民与布什将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度会晤。在会晤之前释放出善意，营造良好的会晤气氛，就需要微妙的设计。
江泽民的回信，对修补中美关系起到了效果。实际上，就在江泽民回信后一周，《纽约时报》高层即率领代表团在北戴河拜访了江泽民，并成功专访了他。
1990年3月23日下午，江泽民邀请13位北大学生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进行座谈，“本想给大家写封回信，但书不尽意，已经动笔又停了下来，觉得还是和大家见面谈一次为好。”这一次座谈的缘起，就是11名北大学生在半个月前，联名给江泽民发去一封邮件，写出了这一代学生正在思考的问题，他们希望中央领导有机会多和同学们交谈。
江泽民的约谈，无疑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中央领导层愿意与高校学生交流。“我相信，在九十年代，从年轻的大学生中必定会成长起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在结束谈话时说。负责起草信稿的北大学生伍皓，目前已是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其微博粉丝超过百万。
收信后：命运突变，或福延一代人
从收到中央领导人回信的那刻起，这些“幸运儿”的命运从此被改变。
2011年，习近平给蒙阴县八一希望小学学生吕文凯回信后，吕文凯先后被授予“全国红军小学优秀学生”、“蒙阴县十佳少年”、“临沂市十佳少年”等称号。
2013年，以习近平给“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为契机，教育部组织召开教育系统学习座谈会，要求切实推进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这样的效果，在其他领导人的回信中也有展现。
主持人、演员王刚上小学四年级时曾给毛泽东写过信。1959年的王刚上课非常淘气，在被老师号召同学们孤立之后，他开始逃学。因心中苦闷，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不久，王刚就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办写的回信。“王刚小朋友：你6月2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还有图画和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
此后的王刚被学校看做“转变生”的典型，排练了一部话剧《他转变了》，让王刚自己演自己。据他多年后自述，自己立即恢复了自信，成为一个上进的学生，并在1969年回乡考上了沈阳军区的文艺宣传队，文艺生涯就此开始。
2008年，13岁的王孝进是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寺镇中心小学六年级2班的一名普通学生。3岁时母亲出走，6岁时车祸失去右腿，家用开支全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因为没钱，每到开学，王的父亲就会劝其放弃读书。有感于从这一年开始不再需要缴纳书本费，王孝进写信给温家宝并幸运地得到了回复。之后，不仅监利县民政部门立即将王孝进全家纳入低保，出走10年的母亲也回家了。
2009年，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李芳的生活轨迹，也因为温家宝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而改变。签名辞典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价值6万元的图书。李芳已增开一家新图书馆。
有些领导人回信，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的命运，简短的回信影响了一个区域甚至一代人的命运。
1972年，福建省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下乡知青困境，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中不合理的因素。此时毛已经80岁，仍亲自给李庆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之后，中央把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印发给全国。中央下决心调整知青政策，1700万知青的命运开始改变。
2000年，37岁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了农村基层工作的种种弊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长信引起朱镕基的重视，他把长信转给了其他领导人看，同时向监利县派出了工作组，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
还有一个例子是2004年底，四川省社科院离休研究员鲁家果写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应慎重决策》一文，并通过私人渠道将信和文章送至温家宝手上。温家宝阅后批示。这封影响西线的信和温家宝的批复，被一起送到了水利部。后来的3个月，黄委会、水利部先后来四川和相关部门座谈，鲁家果应邀作为“专家”列席。最终结果是两年后西线工程方案调整，这也算“信件”直接影响高层决策的一大案例了。
中央领导人收到多少信
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件每年究竟有多少，这个很难总体考证，但依然有迹可循。
朱镕基在1995年冬天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曾透露他每年接到1万多封人民来信。“这是指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不是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也不是给其他领导同志的，是由中办、国办信访局报送我处理的。”
而据《人民日报》2000年报道，当时在信访局收到的众多来信中，直接写给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一年约2万件。
显然领导人无法凭一己之力封封过目。但这些信件多由信访局等机构整理出《来信摘要》，定期送到领导人手里，如当时到李鹏手中的摘要是每周报送。然后由领导人阅批、回信，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领导人阅信数量的对比很有趣，也暗示着历史阶段的不同。
据何虎生所著《毛泽东初进中南海》，1950年5月上旬，毛泽东亲自回复了将近80封信，仅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 封。那时百废待兴。后来有的同志说，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可以选送一些，一般来信搞内容摘要。待毛泽东同意后，秘书室每天送信5 封至10 封，直到1966年。
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到90%，每天至少千封。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一年要读5万封人民来信，读到愤慨处，常拍案而起。据《人民日报》报道，胡耀邦自1979年至1985年，6年间批阅的人民来信达到2000封，平均一天一封。彼时正逢拨乱反正。
如何寄信给领导人？
领导人收到的信件不计其数，如何“脱颖而出”？
2013年，北大学生选择的是借校党委向高层转信。党委、政府各部门，还有人大、政协等机构都拥有一定渠道到达中国政治的最高层。这属于体制内“转信”渠道。
如果你真贴上邮票，写上“中南海”领导人的名字，这封信会到达目的地吗？
2012年，成都理工大学学生龙贵菊就是将邮件贴上80分邮票，直接投递到邮筒里，到达“中南海邮局”后，逐层筛选最终被李克强看到并得到了回复。
这个特殊邮局位于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该邮局从1950年2月开始工作，最初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汇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直到1997年该邮局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无论发送给领导人的邮件是何种形式寄出的，收件人只要是中央国家机构或者领导人名字，都会被投递到中南海邮政局。” 中南海邮政支局党支部书记王磊解释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邮政局首先会按照来信者身份是机构还是个人粗略对邮件进行分拣。机构公函一般直接投递给相应对口单位，而个人来信则根据收信人身份区分送至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两个信访室登记处理。”而这两个信访室于2000年升格为国家信访局。
据国家信访局网报道，在国家信访局办公大楼的四楼，有间“信件分拣室”，十几平米的屋内，放着几麻袋已经消过毒的信件。分拣员从麻袋中拿起一摞信件，在桌子上顺几下，放到拆信机上，拆封后再放到各省的信件格子里。
这些经过初次分拣的信件再汇集到另一办公室，按照涉法涉诉﹑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劳动社保、组织人事等几个方面，再次进行分类调度。“分好后，其他业务处就可以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信件取走，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及时处理。”办信一处副处长刘乃毓说。
最终，部分信件到达相关领导秘书处，再递给中央领导。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李振洪的删选标准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的《秘书工作》杂志记载，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会筛选出重要的群众来信，供毛泽东批阅，其余由他代为回复。但即便是毛泽东自己手写的回信，田家英也会重新誊抄一遍再发出，把原稿留下。
“邮局——信访局”的办法虽然对寄信人来说省事，但被领导人看到的几率较小。更可靠的是就是通过私人关系送达了。
比如1975年，几个科研人员将反映中国通信卫星研究落后的信，挂号并通过“内线”随同机要文件一起送上，结果为周恩来批示。当然，还有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时，胡耀邦夫人李昭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还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成了 “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渠道的畅通并不意味着你的信件必定能够顺利达到。每个领导人对回复信件的时机和内容也多有自己的选择和考虑。
在当下，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例行动作。习近平上台后，就连续两年在青年节向学生慰问。2010年，胡锦涛也向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回信祝贺节日。除此之外，透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
而最近十几年来，媒体上公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信，已经较少涉及具体问题，大多数回信是针对普通民众汇报工作紧张进展以及感谢领导人关心为主。
资料来源：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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