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895年台湾被清朝割让给日本后的简单大事记。第二部分是二二八事件简介，第三部分是对平反二二八事件的感想，无时间者请直接看第二、三部分。
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最大的痛，也是台湾民主运动史的起点。现在享受民主成果的台湾人都不应该忘记。不知不觉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65年了。看着日历上即将到来的二月二十八日。不禁想起我们在1991~1995年为了平反二二八所做的努力，谨以此文纪念二二八事件与我的青春。也希望有助各位了解台湾近代的历史
1895年，清朝因甲午战争失败，割让台湾、澎湖与辽东半岛给日本当殖民地。直到1945年归还给大陆为止，刚好五十年。
1895~1915年这20年，台湾一直有武装抗日活动，但始终没有成功。据日本史料记载，1895~1915共有四十万人被日方杀害，超过当时总人口百分之十。日本这时候是把台湾人当奴隶在看待。把台湾当成是日本的农田，主要农产品是蔗糖。
1915年开始，日本改变原来的想法，把台湾人当成二等公民看待，希望透过日本文明的熏陶统在未来让台湾人变成跟日本人一样的公民。台湾人也意识到知道武装抗争不可能成功，所以改用社会运动的方向努力。开始组织政治社团、文化社团和社会社团，以此结合更多民众，共同为运动所设定的目标努力。
1921年，蒋渭水医师结合青年学生，以及台湾各地社会领袖，共同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成为往后台湾诸多民族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大本营。文化协会后来在历经分裂与镇压后在1930年名存实亡。但无损于它的历史地位及其所做的努力。
1930年10月27日，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带领300多位族人杀死在雾社小学举行运动会的134名日本人(包括许多妇孺及受到原住民好评的日本医师)。事后日本人开始报复，参与反抗行动的三百名原住民兵勇非战死即自尽，其家人或族人也多上吊或跳崖。史称雾社事件。(台湾2011年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在讲这段故事)。
1935年4月1日，经过台湾人多年的努力，台湾总督府公布《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简单讲就是落实地方自治，将原本是装饰性质的地方议会改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议员由全部官选改为半数民选。非民选的半数由总督派任。更简化来说；类似现在的香港。但台湾总督还是由日本决定。
1937~1945年，日本跟大陆开战后，为了从台湾取得更多的物资跟兵力，开始皇民化运动。要让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开始鼓励台湾人改用日本名字、改说日语、改信日本神道、也开始在台湾征兵参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为止。
客观来说，台湾在这五十年中虽然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确实提高了台湾的经济基础，像是建铁路、建电厂、普及教育等等。也间接促进了台湾社会安定及政治开明。甚至在1935年开放洲议会选举。台湾的经济建设、教育程度确实比同时期的海南省更好。这也是为何老一辈台湾人至今仍喜欢日本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下文的二二八事件让台湾人觉得日本人比国民党好。)
另值得一提的是，1895年陈少白在台湾台北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1900年时孙中山也到过台湾指挥惠州革命，但因该年日本内阁改组后政策转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台湾。可见得当时仍然有部分台湾人依然认为大陆才是组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自此脱离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回归中国。经过五十年日本统治的台湾仕绅筹组了”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教民众唱国歌，建牌楼，赶制国旗。
国军原定10月16日到达台湾，数万民众赶至港口迎接国军。可是船只并未入港，第2天，国军部队到达。军队进入台北市区时有30万民众夹道欢呼并高唱国军欢迎歌。许多人痛哭失声，认为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会再被日本人欺负了。
台湾民众很快发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为首的国军并没有把台湾人当成祖国的儿女，而是把台湾当作敌人的土地。把台湾人当作是敌国的人民。
国军派来接收日本人财产的官员利用权力贪污。报纸上每天都有官员贪污的新闻。
台湾民众奋斗了15年才设立的台湾议会议员虽然一半是官派，但另外一半是民众选出来的，最起码也有一半是台湾人。国军来了以后，所有高官显要全都是中国人。台湾人的政治地位比日据时代还差。
日据时代的台湾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生产的只有煤、糖、米等等。因为战时受美军轰炸的关系，大部分工厂跟铁路都毁了。(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一半；工业产值只有三分之一)国军不但没有帮助台湾建设反而建立各种专卖局垄断了煤糖米烟等所有资源的销售并获取暴利。
国军大量印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1949年改革币制时是以1元新台币兑换四万元旧台币)，台湾明明有大片的农田，米价却比上海、香港还要贵。
国军纪律败坏，动不动就杀人。让台湾民众感觉日本人还比国军好。至少日本人不会乱杀人。
台湾民众原本期待回归祖国后能跟其他中国人一样处于平等地位，不用再当二等国民，因此把国军当成解放者。没想到国军却认为台湾是被征服的敌人土地，台湾人就是被征服者。就像分手的情侣由爱转恨一样；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导致了台湾民众对国军的看法从期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专卖局缉私官员(类似现在的城管但权力更大；配枪)查私烟时与一林姓老妇发生争执，老妇跪地求饶希望官员不要没收私烟。官员在大批民众围观下用枪管把老妇打得头破血流而晕倒。旁观群众误以为老妇被官员活活打死而引起公愤围攻官员，官员再度开枪杀了一人。围观民众愤而将专卖局卡车推倒并烧毁。
28日清晨，民众至台湾长官公署(当时台湾最高行政机关)请愿，但陈仪避不见面。游行群众冲入专卖局并占领广播电台号召台湾民众参与游行。下午一点，已有一万人参加暴动，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3月2日，全台湾各大都市都发生暴动。民众攻击警察局抢夺武器并殴打中国人，军警则开枪镇压；事态越演越烈。
事件爆发后，各级民意代表与士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与军政府交涉，事态于3月4日后渐趋平静。但陈仪密电校长说台湾要叛乱了：3月10日；校长派了另一支军队到台湾展开大规模镇压活动，直到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作家白先勇的父亲)抵台后才缓和下来。
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官逼民反，有人说是共产党挑起(二二八事件在台中的主要领导人谢雪红、陈明忠均为中共党员。)，至今未有定论。
关于二二八事件死伤的数字从不足一千人到十几万人都有，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不同而异。我想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数字了。
台湾人民在经历二二八事件后，有的台湾人害怕政府迫害从此不再谈论或参与政治。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台湾民主运动反而是由胡适等从大陆来台的知识分子推行的原因。一直到1970年以后才有台湾人参与民主运动。有的台湾人因为对国民党绝望而改为支持台湾独立或改而支持共产党。这也直接导致国民党对思想左倾的台湾人及外省人(泛指所有跟校长撤退来台的大陸人)大清洗，史称”白色恐怖”时期。因此有学者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国共内战的一部分，二二八是一个反抗大历史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紧接着的是白色恐怖时期，一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才算结束。
但我们也必须厘清一点，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并不是只有台湾人，有很多中国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台湾人杀死。有很多跟着校长来台的大陆人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杀害。这是一场不分地域，不分省籍的悲剧。
二二八事件在发生后四十年还是禁忌话题，从未被公开讨论或研究。直到1987年，正逢228事件40周年，当时台湾还没有结束戒严，由郑南榕、陈永兴与李胜雄等人发起的公义和平运动，争取还给228事件的受难者一个公道，就这此刻打破「二二八」的历史禁忌。说来惭愧，因为我是外省第二代，家里从不谈及政治问题。所以生于1973年的我一直要到1990年才大概知道这件事。我们从1991~1995年至少参与了四次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平反二二八事件。一直努力到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才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并设立委员会赔偿受害民众及家属。
在我谈对平反二二八事件的感想前，请先看看作家龙应台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有提到一段她访问副总统萧万长的话。全文转录如下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他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萧万长当年八岁，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却都还记得。当年围观的群众中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人又怎么会忘记？这股怨恨又怎么可能消除？
事实上，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国民党跟台湾人心中的阴影。国民党不敢提是因为怕被台湾人怨恨，领导阶级会被清算。只能强行封锁舆论，希望时间可以冲淡记忆。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土里。台湾人害怕又来一次二二八事件，所以不参与政治。但心中的仇恨没有消弭、矛盾没有改善，只是被压抑了，愤怒在找不到宣泄出口的时候不停的发酵。愤怒在40年后还未消除，所以在1991~1995的抗争中有几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我印象中很多参与的人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跟其他种类的抗争游行群众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些参与平反二二八运动的人其实并不打算抓着 “一个人”说他是凶手，或者直接判当年那些开枪的人死刑。事件已经过去太久了，当事人不是过世就是老去，追究她们的责任并没有意义。可是真相不能被遗忘，公平与正义也不能就这么消失。要公平正义，就要先从把真相厘清开始，若我们不愿承认曾经有施暴者与加害者，等于我们也否认了有受难者与受害者的存在。
我们回想二二八历史事件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从中得到智慧，记取历史的教训？在面对凄惨的历史，背负着蒙冤受辱的历史魂魄，我们或许会痛哭失声，然而，哭过历史的漫漫冬夜后，我们才能丢弃怨恨的情绪继续往前走。这样，台湾才可以真正的从二二八的阴影中走出来。
米兰昆德拉说“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有人另外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样式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
张爱玲说：「当我死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会再死一次。」
我却要重复另一段网络上的文字；一个人真正的死亡，不是停止心跳的时候，而是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遗忘了他，再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人、记得他这个人的时候。
历史可以被原谅：不能被遗忘。所以我要写下这篇文章。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不认识的你们。
此文大部份数据来自网络与李筱峰着『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
来源：中年格瓦拉